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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台上的蒲公英枯萎了,上周它还骄傲地举着黄色的花冠,如今只剩下几片蜷曲的叶子和一根倔强的茎秆。我的学生们——未来可能成为药剂师的年轻人——正低头记着笔记,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极了窗外风吹过海棠树的声音。药用植物学这门课,我教了九年,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被这些沉默的植物教师提醒:我们所传授的,远不止是根茎叶花的形态特征和化学成分的分子式。
记得初执教鞭时,我把药用植物学当作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来教授。课堂上充斥着拉丁学名的规则、植物组织的显微结构、各科的主要特征。直到那个雨天,学生捧着一株被雨水打湿的地黄问我:“老师,古人没有显微镜,是怎么知道它能治病的呢?”她的问题像一记闪电,照亮了我教学中的盲区——我们过于专注植物的“物”,而忽略了“药”背后的人文维度。
药用植物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生命的双重叙事。每一株药草都承载着两种生命密码:一种是植物自身的生物学特性,另一种是人类与之相遇、相知的历史记忆。当我们在实验室分析黄芩素的抗菌机制时,不应该忘记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的“黄芩味苦平,主诸热黄疸”的千年经验。我渐渐明白,真正的教学应该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架起桥梁。
于是我的课堂开始发生变化。讲解薄荷时,我不再仅仅展示其唇形科植物的典型特征,而是会讲述古希腊传说中薄荷是仙女门塔的化身;分析人参皂苷结构式前,我会先让学生阅读朝鲜王朝时期采参人的“山神祭”记载。这种教学转变带来的效果出人意料——原本枯燥的分类学特征因为有了文化背景的衬托而变得生动,学生们开始主动探究植物背后的故事。有位学生在作业中写道:“原来每一味草药都是自然与文明的合谋,这让我对专业有了全新的敬意?!?/span>
最令我触动的教学经历发生在前往泰山的药用植物学野外实习中。在泰山接近原始环境的森林中,学生们第一次亲手触摸那些只在课本上见过的植物。城市长大的学生惊讶地发现艾叶的背面真的有“灰白色绒毛”,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则分享了她奶奶用鲜车前草敷伤口的方法。当知识从二维的课本走入三维的现实,当现代药学理论与民间用药经验产生对话,我看到了学生们眼中闪烁的理解之光。这种体验印证了法国植物学家让-玛丽·佩尔特的观点:“植物教育必须是手、脑、心的三重奏?!?/span>
在数字化教学工具泛滥的今天,我坚持带学生去实地观察植物。没有任何高清图片或3D模型能替代亲手揉搓艾叶闻到的气味,没有虚拟实验能还原刮取黄柏皮时手指沾染的黄色。这种直接的感官体验构成了药学教育的“具身认知”基础。我常对学生说:“你们将来开出的每一张药方,都连着某处土地上生长的生命?!闭庵稚肷牧?,正是药用植物学最深邃的伦理维度。
教学相长的古训在药用植物学领域尤为真切。老药工们“辨状论质”的经验智慧,少数民族“尝百草”的冒险精神,都让我不断反思现代药学教育的局限。我们培养的学生,是否既能操作高效液相色谱仪,又能在野外准确辨认药材基原?既了解β-葡聚糖的免疫调节机制,又懂得尊重传统知识体系?这种平衡能力的培养,或许比传授具体知识更为重要。
期末考核时,我除了常规的理论测试,还设置了一个特别的环节:让学生选择一味草药,讲述它的自然史与文化史。有位腼腆的女生选择了甘草,她讲到甘草在东西方医学中的不约而同的应用,讲到它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,最后轻声说:“我觉得甘草就像一位穿越时空的医生,用它的甜味抚慰着不同文明的病痛。”那一刻,我知道她已经领会了药用植物学的精髓——它既是科学,也是人文;既是知识,也是智慧。
下课铃响了,学生们合上课本离开教室。我小心地收拾那株枯萎的蒲公英,它的种子早已随风散尽,正如我们希望播撒在学生心田的知识种子?!兑┯弥参镅А返慕萄?,终究是关于传承的实践——传承自然的奥秘,传承先人的智慧,传承对生命的敬畏。在这条道路上,教师不过是引路人,真正的老师,是那些静默不语却道尽一切的草木。
蒲公英的根还活着,明年春天,它又将在校园里开出新的黄花。而我的教学,也将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循环中继续生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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